| 10年前，刘庆峰刚踏进中国科大无线电系学习时，他梦想着自己有一天能成为理论家，他绝对没有想到10年后，只有26岁的他已经拥有上百万的资产，成了依靠知识获得财富的“知本家”。1999年11月11日，大学生的智慧第一次转化为个人的巨额资产————中国科技大学的六位大学生因为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能听会说”的中文电脑，获得668.85万元的技术股权奖励，给被称作“大学生创业年”的1999年刷上了一个浓重的惊叹号；同时也为中国在国际人机对话技术领域赢得重要一席。今后，只要会说中国话，就能非常方便地用语音控制电脑和畅游因特网。 二年级博士生刘庆峰因为在此项研究中做出多项关键技术创新，首次把中文语音合成技术推进到实用水平阶段，贡献尤为突出，获得个人最高股权奖励，并被聘为新成立的安徽中科大讯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不久前，记者专程赶到合肥，在刘庆峰的办公室采访了他。 记：今年年初，教育部推出了一项新政策：大学生、研究生可以休学保留学籍创办高新技术企业。你是怎样看待这股已经冲出校园围墙的大学生创业潮的？ 刘：从比尔·盖茨到杨致远，他们都是休学闯天下的，他们的创业史对中国的许多年轻人来说就像是一个神话。其实从我个人的角度，我更希望不要过分提倡大学生创业。因为大学生正处在积累自身实力的时期，他更需要的是磨练。把创业当成一个课题，让他参与企业的部分运作对他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但把精力主要放在创业上面绝对不是件好事情。不应该盲目提倡这种做法。 记：你自己不就是一个学生创业的成功实践者，为什么还会对学生创业如此低调？ 刘：有极少数学生自身的知识积累达到一定的火候，在某个领域处于国际前沿地位，而且有很多前瞻性的想法，同时他又具备了比较好的整体把握能力，这样的学生可以出来创业，但对普通大学生来说还是不宜大力提倡他们放弃学业去创业。 知识的积累，应该说怎么积累都不为过。但是人生有积累的黄金时期，所以最好是拿黄金时期来作积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什么季节开什么花。我感觉，大学生在你没有看到很好的创业机会时，你不要急着去找机会而放弃学业。或者说你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没有什么特色，也没有很好的技术前景的这么一个机会，并不能成就大事业，你就匆匆忙忙地为了一些蝇头小利而放弃你的长远的发展，那就太不值得了。 记：你的意思是说，大学生积累的实力和“真正”的机会这两点相契合时，才可以去创业。 刘：对。我也是学生嘛，我可能更希望自己安安静静地再念几年书，等更从容、更老练的时候再来做现在这些事情。我真的希望语音合成技术的产业化机遇再推迟两年，在这个领域里，我所有的竞争对手都驻足两年，等待我做更充分的积累，我肯定能比现在做得更好。但事实是这不太可能，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竞争太激烈了。如果我等两年再干，我现在一直领先的技术就会落后，被我的对手抢先。而我也在科大的实验室呆了七八年了，有了一定的实力。我不能放弃眼前的机会，只能牺牲学习这一块，将来再念书一定没有现在这样一鼓作气学得这么好，肯定是这样。 记：现在社会上谈起你们这些学生老板时，常常说你们是“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你听了以后是什么感受？ 刘：这个说法不是特别准确。任何的成功都离不开积累，不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人家理解我们六位大学生是百万富翁了，其实从某种角度说，这都是虚的，股权它本身不是真正的钱嘛。我觉得股权现在值多少钱，或者将来值多少钱这并不重要。我们更看中的是这个股权代表的你在公司说话的分量。 我们最担心的是我们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放到公司，把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精力都投进了公司，把公司做到我们设想的那样成为国内或国际的知名企业，有很大的影响。那万一主管部门派一个不懂行的，仅仅是一个行政上的领导，由他来决定公司发展的方向；而我们在公司又没有非常合法的否决权和说话权，这样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可能会影响我们做事情的热情。那么股权呢，通过合法的方式，确定了我们在公司说话的地位和对公司运作的经营权，这一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记：听说你的同学百分之八十都出国了，你怎么没有走这条路？ 刘：我在硕士毕业时，也想到国外去开阔一下视野，后来就因为在语音合成这一块，我手上掌握的几个理论上的创新才做了一半，我很清楚，等这几个方法都实现完，这个技术就可以真正达到实用了，而这个技术的产业化前景非常好，我这样中途出国很可惜。我在国外的同学，他们最多是帮助外国老板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而我们留在国内，现在确实比国外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年轻人有很大的空间开拓自己的事业，去放飞自己的梦想，而且你是以一个主人公的姿态去放飞自己的梦想。再一个，我也真正感觉到，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现在的确在信息领域这一块，确实应该有一批年轻人要留下来把这个局面给撑住。一个国家在任何时候都要有一批读书人成为这个国家民族的脊梁。如果我们有幸在这个领域担当这个角色的话，那更不应该走了。 记：我刚才进来时，你说正在读同学从美国发来的E-mail，和国外的同学联系的时候，有没有谈到希望他们回国跟你一起干？ 刘：也谈过。我常常想，有一天我具备了这个实力，我要把我的同学统统从国外搞回来。这也是我的一个梦想吧！其实我们国家IT业软件、硬件方面的技术人材有很多在美国，倘若有一天他们回国，那就像当年的钱学森、钱三强呀，他们脑子里的技术就会带回来，这些财富实际是我们的。我是希望我们这一代在美国的一大批优秀人材，在他们还没有完全被美国同化时，在他们心中还有很浓厚的中国情结时，我们国家能为他们回来提供较好的条件。据我所知，现在在国外的不少优秀人材都想回国，但他们回来以后又没有从事研究的条件和机会。 记：你在IT业也摸爬滚打了好几年，你怎么评价你自己的公司？ 刘：在没有正式成立公司以前，我们曾经和一些企业合作过，我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科研上。在合作过程中，我就感觉到，做技术的人，如果一点不参与公司的管理和运作，这个公司很难有发展前景，特别是要做到具有国际竞争力，能和微软这些大企业平起平坐，至少在某些局部领域可以一争高低，那么一定要由懂技术，并且有很好的前瞻性的人来操作公司。于是我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公司，大家推举我当总经理，当时我也十分犹豫，因为一个公司的管理可能比技术更难，而且当了总经理后，必然花在科研上的精力就少了。不过，现在令人欣慰的是，我们用公司的机制，吸纳了更多优秀的年轻人，他们不再出国，不再到外企打工，他们和我一起来做语音合成技术，这会比我单个人做，进度要快得多。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利用公司的资金和市场上的优势，跟中科院声学所、社科院语言所取得联系，把他们在语言技术上的局部优势都集合在我们的优势下面。这样就大大增强了我们整个国家在语音合成技术这一块上在国际上的竞争力。我原来只想当一个神枪手，现在我要努力当好一个元帅。 原来宏 公司的老总曾经很遗憾地说：为什么一些优秀的中国人，在中国人手下很难做好事情？那我希望能在我们手中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创造一个典型的模式，这个模式是指公司的操作模式和各种利益的分配模式，能够让优秀的中国人团结在一起，能够真正地去大兵团作战，做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事情。那么一旦我们找到这个模式，我觉得，这比我们自己挣它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意义还要大。 记：你已经很明确地意识到企业运作的机制是企业成功最关键的因素，那你们公司将如何绕过暗礁？ 刘：说到我们自己，我们首先是把公司管理做得特别透明规范，做到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有些公司管理不规范，老总在任何时候都要当老大，无视其他人的存在。不能容忍自己退居第二、第三，所以常常是大家能一起创天下，却不能一起守天下，求得大发展。我们公司的大决策都是由董事会投票决定的，哪一部分代表的股权多，哪一部分才有决策权。第二点是确保员工的利益。我们不是口头承诺，而是把它真正兑现到适于法律要求的股权变更上。让员工真正拥有公司的股份，这些股份不是哪个公司领导说想给你就给你的，我们随时都将股权明确出来，把它固定。不要让员工感觉自己这部分利益处于一种危险状态，可能受到侵害，这样他会比较安心。第三，我们有一些制度是保证那些留在公司的人继续为公司做贡献，随着他的贡献越来越大，一定会在公司拥有更多的股权和资产，他在公司经营和产品开发上的发言权也会越来越大，这样有利于公司发展过程中优秀人材脱颖而出，有利于优秀人材能不断发挥自身的能量为公司服务。 记：你说你不光是想团结优秀的年轻人一起把蛋糕做大，还想把老一代的科学家也集结起来，你觉得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和老知识分子有什么不同？ 刘：我觉得第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比他们更团结、更协作。我接触过很多的前辈专家学者，他们本身都很优秀出色，但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不能团结起来。实际上这些专家团结起来之后，很容易就把蛋糕做大，即使每人切掉一块，那也会比他们自己单独做一块要大得多。我就希望能够有我们企业的机制作保证，用我们的资金、用我们的股权，由我们出面来把一些年长一代的专家团结在一起。我感觉由我这个毛头小伙子出面，团结他们比较容易，他们对我们年轻人更爱惜一些，我们是两代人，两代人之间就不太会有那种中国传统的文人相轻。 我们跟上一代知识分子还有一个不同就是我们的冒险意识更强一些，不害怕失败。这也许是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名声呀、财产呀，我们都不是特别在乎。
不过，我们不害怕失败也跟我们的创业模式有关。我们现在提倡一种集体创业的模式。改革开放，使我们能接触现代国家最新最精华的意识，这些好的精神对我们这一代产生了非常有益的影响。我们都很明白，你所从事的事业要想真正有发展有前途，就需要一群有才能有抱负的人来协同作战，来面对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的生存竞争。原来那种中世纪的个人英雄主义，手工作坊似的战斗方式，在今天这种知识竞争中已经完全没有它的地位了。如果一个人单枪匹马闯天下，一旦失败，面对如此强手如林的情况，很难东山再起。但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优势互补的一个集体，那么它的实力和个人相比完全不一样了。即使做一件事情失败了，大家可以相互搀扶着马上爬起来。在这个被叫做机会无所不在的信息领域，对我们来说，成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经验积累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们有足够的勇气去冒险。 记：现在的大学生不大谈论政治，很务实，有人说他们和以前的大学生不一样，对民族对国家没有那么多的忧患意识，你是怎么看你的同龄人和比你更小一些的同学？ 刘：现在的大学生的确和你们这些八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不一样。从我的感觉讲，不谈论政治，这不等于说现在的年轻人没有忧患意识，他们是以一种自我实现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忧患意识。我倒不认为他们很务实，因为你一旦参与到权力中间，你经常就会失去自我，我看到的一些同学就是这样，完全控制不了自己的命运。你十分被动地被绑在一个巨大的战车上，如果你有什么个人的想法，那简直就是螳臂挡车，绝对无法实现的。我不如脱离到外围去做我想做的事情，用我们的技术提高国家的整体实力，我从另一个角度来实现政治的目标。 记：你比较欣赏的知识英雄是谁？ 刘：我更喜欢像杨致远、迈克尔·戴尔这样的人。他们有一些很独特的想法，并且能坚忍不拔地去实现它。其实这些想法并不具备很高的技术含量，但它的思路特别好，特别能解决人们的市场需要。其实很多思路我们平时都有过，但在脑子里闪一下，转转就放掉了。而杨致远们却抓住了它，抓住以后真正一步一步把它做实做大，产生了效益。我很欣赏这样的创业者，能不放过社会中的每一个机会，抓住以后又有非常坚忍不拔的毅力把它实现，做到底。 记：你是怎么看待现在人们常说的知本家风暴？ 刘：现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依靠知识成为现代社会的富翁，成为社会上的风云人物，我觉得这体现了一个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随着商品经济越来越完善，市场竞争越来越规范，像前几年的所谓“下海”，你可以不具备专业知识，逮着一个机会，甚至是一个投机的机会，就大捞一把。但现在利用你的灵机一动的小聪明，或者说看中某一个领域的漏洞钻进去就能致富，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小了。在现代经济大潮中，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成为赢家，他们都是掌握了某个领域的专门知识，他们无疑是新世纪的时代英雄。 和刘庆峰谈话结束以后，我也和“能听会说”的电脑聊了聊。我和它先对了几首唐诗，像李白的《思乡》、王之涣的《登鹳雀楼》，不光是这些短诗它能对答如流，就连李白的《将进酒》它也应对自如。对完诗，我们还进行了一番相当有趣的人机对话。 记者：你好！ 乐乐：你好！ 记者：你是谁？ 乐乐：我是乐乐！ 记者：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的产物，你怎么看待创新？ 乐乐：创新是一个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记者：你觉得新世纪最应该把握什么？ 乐乐：知识就是力量。 记者：你想对关心你的人说些什么？ 乐乐：明天会更好！ 就连计算机都说了————明天会更好！我们还会怀疑吗？刘庆峰笑着说。 我发现，这位年轻的知本家脑袋里整天转悠的可不仅仅是把电脑摆弄得能听会说中国话。和他交谈，我时时都能感到他们这一代和我们、和以往的任何一代学人的不同。他们实实在在，托起的都是雄心勃勃。在我十五年的记者生涯中，我第一次用“充满活力和个性魅力”这样的句子来评价我的采访对象。尽管他只有26岁，尽管他的梦想之旅才刚刚启程，但他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知识英雄。图
刘庆峰说：创造一种管理模式，比我们自己挣上千万甚至上亿的钱，意义还要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