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和日本人力资源管理的比较研究（之二） | | 2005-04-23 15:19 作者:沈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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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日本人力资源管理的渊源
蒋介石年轻时代负笈东渡留学日本，无论是火车、电车还是渡船上，总见日本人聚精会神地研读我国明朝王阳明的《传习录》，并且读完一段，闭目静坐，精神专一，领会其中的深意。连军人也研究阳明学，并在生活和实践中，贯彻王阳明的"致良知"和"知行合一"的哲学。近代国学大师梁启超赴日本，也惊讶于王阳明的《传习录》和朱熹的《近思录》在日本如此盛行。其实这是日本之所以能无论经历什么情况都能从精神和经济上进行自我重建的文化基础和心理基础。
追溯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可以上溯到很远的历史，而大规模地学习和引进中国文化是唐朝，从此以后，中日文化的交流不绝如缕。到近代，我国明末遗臣朱舜水，不愿变节为清朝服务，远涉重洋，来到日本，恰逢德川幕府开创时期，为其重用，导入儒家思想，使德川家康实践了孔子所述"士不可不宏毅、任重而道远"而取得了天下。确立了日本以中国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经世致用之准绳的传统。只不过，在德川幕府时期以朱子学说为正统，从德川末期的宫学泰斗左滕一斋开始，就奉王阳明的学说 阳明学为正统，这个传统在当代由日本最着名的汉学家，被奉为日本"帝王之师"的安冈正笃，发扬光大，使阳明学在日本特别是经济界和政治界蔚然盛行，中国儒家的经史典籍特别是王阳明的著作成为政经界上下领导深入研究的必备之书。
四、日本人力资源管理的特点。
安冈正笃基于中国文化对师道和友道的尊重以及他本人的切身体会，于一九四九年就创办了影响日本朝野的"日本全国师友协会"，日本政界和经济界的领导阶层一万多人叁加了师友会，是战后建立日本管理思想和弘扬中国文化的重镇。安冈之所以要建立"师友会"，其意义和目的都是源于孔子的《论语》。《论语 述而》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 颜渊》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 季氏》说："益者三友，友益、友谅、友直。".而《曾子》一书也提出了一个被几千年历史证实了的用人大原则："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而安冈的师友会的确是名副其实的，因为安冈正笃本人是从战后吉田茂首相开始历届日本首相的最高指导者。连中曾根首相访美之前，也要亲临听从安冈的教诲。在安冈正笃的倡导下，日本的政经界形成了一股"达者为师，仁者为友"的风尚，互相鼓励，共同学习，演变成为一场与日本经济建设相辅相成的、互为动力的文化建设。
义利合一是日本工商界把中国古典经学和现代工商相结合的理念，也是日本工商界共同遵守的指导思想，用明治维新时期的住，著名企业家和"义利合一论"的实践家涩泽荣一的话来说，即是"《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关于义和利的关系，在《大学》中有着明确的阐述"德者，本也：财者，末也。"《论语》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司如果只是唯利是图，就是舍本求末，不能取得长治久安的成果。安冈正笃则是常常引用《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和"放于利而行，多怨。"两句话来阐明义利合一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流于利己、享乐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倾向，而唯物史观把历史的发展动力归结为经济因素，也是偏见。经济和道德，义和利，其实也就是我们国家所提倡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调和的，是相互促进的。
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管仲说："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而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经济发展的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当每年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两千美元的时候，经济增长在这时便出现一个主要的分水岭，因为只要超过这个水平，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就发生重大的变化。这时对物质方面的追求已达到一定的极限，而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显得越来越重要。
美国着名心理学家弗罗姆通过大量的实验也发现了这一现象，即在一定条件下，工资的增加和减少对工作成绩的好坏基本上没有影响。
日本就是如此，当国民收入达到这个水平之后，各地人士和地方政府到东京来争取设厂的现象突然减少，究其原因，就是人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改变了，不再以工作机会和工资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所以，义和利对企业来说，是不可偏废的。
但是不仅是欧美和日本，还是历史上的中国，往往出现，重利轻义的倾向。日本江户时代的山田方谷一针见血地指出："夫善制天下事者，立乎事之外，不屈于事之内，而今之理财者，悉曲于财之内矣！"只有超越利，才能把握利。
他说："一介之士萧然赤贫，室如悬盘，甑中生尘，而脱然高视，别有所立。而富贵亦从而至矣！立乎财之外也，匹夫匹妇所希，不过数金，而经岁龌龊，求之不得，饥俄困顿，辛至以死，曲于财之内也。"到近代大平正方的"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则是高度概括和总结了日本企业界推崇的义和利的统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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